最好的掐死珐琅瓷器鉴定方法

元末明初元末明初的掐丝珐琅器釉质细腻洁净，表面晶莹若水晶，红、蓝、紫、草绿等色珐琅鲜艳醒目。此时期图案多为缠枝莲花纹，花朵硕大，枝叶肥厚舒展，布局疏朗大方，间衬以或仰或俯的小花苞。明宣德目前所见掐丝珐琅实物中时代款识最早者即为宣德款制品。宣德时期的掐丝珐琅器珐琅色泽纯正、浓郁、沉着，表面光泽温润，但与元代珐琅相比，水晶般的透明效果已失。缠枝莲花纹仍然为主要的装饰题材，且沿袭元代风格，以单线勾勒枝蔓，花叶硕大饱满。明中期明代中期（15世纪中期-16世纪初），铜胎掐丝珐琅器的制作在花叶纹饰和珐琅质地上都产生了一些新变化。缠枝莲纹之外，海马纹、狮戏球纹、花鸟纹等也颇为流行。掐丝线条愈加纤细，图案布局亦显繁密。作品大多表面光泽度低或不具备光泽，砂眼增加，反映出珐琅质量的下降。明晚期16世纪中期以后，我国的掐丝珐琅器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其中以明万历时期（1573-1619年）的作品为代表。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仿生”造型掐丝珐琅器的制造；珐琅颜色品种的增加和运用；各种吉祥图案和宗教题材的流行。此外，这一时期掐丝珐琅器的花纹装饰更盛行双线勾勒技法。掐丝珐琅龙鹤纹盘清早期清康熙朝的珐琅器可以代表清早期掐丝珐琅工艺的发展状况，是清代珐琅器生产承前启后的时期。康熙初期主要以遗存于宫内的明代御用监制造的掐丝珐琅器为样板制造珐琅作品，经过不断的实践与积累经验，所成器物的珐琅色彩纯正、表面光洁、掐丝细而规整，直接影响着后世珐琅工艺的发展。康熙十九年（1681年）以后，随着珐琅作的设置，御用掐丝珐琅器开始了大规模和规范化的生产。清乾隆乾隆皇帝（1736-1795年在位）对金属胎珐琅器可谓偏爱有加，积极支持并推动中国金属胎珐琅器的制作工艺，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当时珐琅器的主要产地有北京、广州、扬州等地，其中以北京和广州最为著名。乾隆时期的掐丝珐琅器数量繁多，形制不断翻新，用途也十分广泛，涉及宫内殿堂陈设、宗教祭祀、生活用器等各个方面。这一时期的珐琅制作工艺精益求精，成型规整，胎壁厚重，镀金光亮。“金光灿烂、厚重坚实”的乾隆朝掐丝珐琅器显示了清盛世殷实的国力。清末及民国据档案记载，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内廷珐琅作因“无活计可做”，一度曾被裁撤。道光十九年（1840年）以后，金属胎掐丝珐琅器的生产更是每况愈下，趋于衰颓。然而至清末及民国时期，由于掐丝珐琅器成为一种可获利润的出口商品，因而刺激了宫廷之外商营作坊的生产，如“老天利”、“志远堂”等等。这一时期的掐丝珐琅器线条粗细均匀，打磨平整，表面光亮润滑，盛行以蓝、红、白、黄、黑、绿等几种颜色的珐琅作装饰。鉴识元代掐丝珐琅元代金属胎掐丝珐琅器究竟为何面貌，长久以来始终存在着疑问。蒙古族自草原兴起后，狂飙般席卷欧亚大陆，征伐杀戮之下，唯技术工匠多得幸免，蒙古统治者把俘虏的专业技术工匠集中起来，作为工奴为朝廷服务。元代，随着水陆交通的开拓，中国人与中亚、阿拉伯、欧洲和非洲等地的商人或手工业者互有往来，两河流域流行的金属胎珐琅制品自然也随之传入中国。可以设想，阿拉伯工匠带来了烧造掐丝珐琅的技术和主要原料。中国工匠在学习、掌握了烧造技术后，经过不断的实践，生产出具有民族风格的掐丝珐琅制品，而这些器物的纹饰风格仍不免存有一些阿拉伯的艺术韵味。元末明初，曹昭所著的《格古要论》成书于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其中“窑器论”记：“大食窑，以铜作身，用药烧成五色花者，与佛郎嵌相似。尝见香炉、花瓶、盒儿、盏子之类，但可妇人闺阁中用，非士大夫文房清玩也。又谓之鬼国窑。”所谓“大食窑”已被诸多学者确认为金属胎掐丝珐琅器。此书在明初即已刊行，书中所记内容应源于元代后期。中国制造的掐丝珐琅器目前有年款可考者始于明宣德年间。但分析故宫所藏的一批掐丝珐琅器，其釉料肥厚，釉色纯正、明快、亮丽，尤其是绛黄、草绿、葡萄紫、宝石蓝等釉色，犹如水晶般莹澈。这种半透明的珐琅釉在明代和清代各时期有准确年款的珐琅器中均未见过。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掐丝珐琅缠枝莲纹兽耳三环尊、掐丝珐琅缠枝莲纹龙耳瓶、掐丝珐琅缠枝莲纹鼎式炉、掐丝珐琅缠枝莲纹象耳炉等几件掐丝珐琅器，其主要部位的釉色均呈现这一特点，并显然有别于改装后加配部分的釉色，应是被截取改制的元代珐琅器。元代的缠枝莲纹图案布局舒朗，花朵硕大，枝叶展转自如，与目前所见可确定为明、清两代的掐丝珐琅器在艺术风格上表现出明显的不同。这些元代的掐丝珐琅器很可能是由阿拉伯工匠带来技术和釉料，在内府指导中国工匠为皇家烧造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