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的文化特性构成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多元文化的共生共融又不断催生着新的文化形态的生成，从而推动着人类文化的总体进步。而对一个国家或民族而言，文化的交流亦是其不断完善自身向前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路径，正如郭廷以先生在研究中国近代史时所称：“任何民族的命运，胥决之于其对于时代环境的适应力，亦即决之于文化。
方法/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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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形成有发之于一己者，有得之于人者，后者的重要性尤大于前者。集思方可广益，有容乃能致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以符号转换为手段，意义再生为任务的跨文化交流为特质的翻译活动，人类就无法走到今天这样一种各种文明蓬勃发展和多元文化共生共融的局面。季羡林先生曾形象地说：“倘若拿河流来作比，中华文化这一条长河，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却从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注入的次数大大小小是颇多的，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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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如此，近代的西学翻译对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所起的推动作用更是清晰可辨，无论请来的是“德先生”还是“赛先生”，都对中国走出封闭、落后，走向开放、富强的复兴之路起到了无可替代的引领作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国富论》《法意》，蔡元培、李大钊、张东荪、贺麟等翻译的杜威、罗素、柏拉图、弗洛伊德、亚里斯多德、马克思西方哲学，朱光潜、潘光旦、冯承钧等译介的西方美学、心理学和欧美汉学等领域的众多经典作品惠泽中国学术，于中国学术之进步，民智之开启厥功甚伟。
注意事项
人文翻译吸收异域的文化精华，丰富我们的民族文化，对中国在思想文化领域与世界的沟通起了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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