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防止疾病进展的临床相关性已经受到质疑

显然，β-趋化因子能通过竞争细胞表位(如β-趋化因子和SDF-1)防止感染或者与细胞表面受体相互作用并活化信号转导进程增强复制，不过这种能力依赖趋化因子的浓度。这些发现均反映出趋化因子的胞内胞外效应。例如，β-趋化因子阻止DC感染R5病毒，但能增强该细胞感染X4病毒。这些细胞因子能通过信号转导增加X4病毒在CD4+细胞中的复制，该效应可能是通过上调CD4和CXCR4表达引起的。高浓度的RNATES寡聚体与细胞表面的葡糖胺聚糖相互作用同样能诱导细胞更容易发生HIV感染。如上所述，由于在进展为AIDS病人个体上都有R5和X4病毒发现，因而β-趋化因子在防止疾病进展的临床相关性已经受到质疑。而且，无论从何种临床状态的HIV感染得到的活化后的CD8+细胞产生的趋化因子水平差异并不显著性。另外，血清中β-趋化因子的水平一般不能区分AIDS患者与无症状感染者。能在疾病进展中的患者体内发现高水平的RNATES和MIP-1β，这很可能反映出免疫细胞活化的水平。一些报道指出与非感染者以及进展期中的感染者相比，从健康状态的HIV感染者分离的CD8+细胞能产生高水平的MIP-1α和MIP-1β，而非RNATES。用HIV-1蛋白刺激培养的CD8+细胞能产生β-趋化因子，这种联系可能反映出CD8+细胞总体的抗病毒反应或者反映出培养液中存在大量的CD4+细胞，因为CD4+细胞是β-趋化因子的主要供应细胞。已有研究发现，产生β-趋化因子的T细胞与高病毒载量相关，而且与慢性T细胞活化相关，但是并不与疾病保护相关。与X4病毒相比，R5病毒感染的CD4+细胞会产生更高水平的β-趋化因子。这些发现表明，这些细胞产物能吸引更多的靶细胞到感染区域，而不是抑制病毒复制。精液里同样含有RNATES，而且其浓度直接与精液中HIV-1RNA水平相关。目前仍然不能确定该β-趋化因子到底是招募靶细胞还是减少病毒感染的宿主细胞。CAF与β-趋化因子并不一样。高水平的β-趋化因子并不影响X4病毒对CD4+细胞的急性感染，然而X4和R5病毒株均对CAF敏感。而且，DC感染X4病毒或者R5病毒都不被β-趋化因子抑制。除此之外，当CD8+细胞与感染X4病毒或者R5病毒的CD4+细胞共培养时，针对β-趋化因子的中和抗体并不阻止HIV病毒复制。而且该中和抗体并不影响含CAF培养液的抗病毒活性，而该活性可以针对感染HIV的CD4+细胞和巨噬细胞。最后，一种R5病毒，SIVcpz，能被CD8+细胞抑制，而这种抑制方式并不是细胞毒形式，而且与β-趋化因子无关。基质细胞衍生因子1(SDF-1)另一种趋化因子，SDF-1能与CXCR4作用，并阻止X4病毒感染CD4+细胞。SDF-1在黏膜上皮细胞上表达，因而能下调CXCR4，并降低X4病毒传播效率。然而，该趋化因子并没显示出与CD8+细胞抑制功能有相关性。而且，PBMC上的SDF-1高表达并不与CD8+细胞抑制功能相关。在某些情况下，SDF-1能增加Tat反式激活HIV-1LTR转录的能力，并能增强R5病毒复制。该因子与CAF不同之处在于该因子不仅能抑制X4病毒复制，并作用在细胞表面。X4病毒蛋白gp 120能模拟SDF-1发挥相似的趋化活性。巨噬细胞介导的趋化因子巨噬细胞介导的趋化因子(MDC)在初期的巨噬细胞里而不是在T淋巴细胞中抑制HIV的复制，并且功能看上去处于滞后的水平。CAF已被显示不是MDC。而且，巨噬细胞介导的趋化因子抗HIV的活性是有争议性的，仅在一些CD4+淋巴细胞中看到MDC抑制HIV的复制，在某些情况下，在巨噬细胞内，它加强了HIV的复制。IL-16在非洲的恒河猴体内，IL-16被认为由CD8+细胞产生，对抑制SIV复制有潜在的作用。由于IL-16和CD4的相互作用，而认为这个类似趋化因子的蛋白可能是一个潜在的抗HIV因子。一些研究显示HIV被阻止在细胞表面，但在迟后阶段，最有可能在转录期。而且，HIV感染但无症状期间，血浆中IL-16的水平增加，在发病期间，IL-16的水平降低。纯化重组IL-16及其抗体的研究证明人CD8+细胞不能产生充足的IL-16细胞因子来阻止HIV的复制。而且，IL-16的中和抗体对CAF抗病毒效果没有影响。最后，CD8+细胞产生的IL-16的水平在不同的HIV感染的个体中在不同的临床状态没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