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过度金融化的倾向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金融业总产值占GDP比重快速上升，既让中国经济出现“金融重、实业小”的头重脚轻局面，更在很大程度上对国内经济产生不利导向。截至2016年底，我国金融业产值占GDP比重上升到8.3%，已超过发达国家的水平。
其二，社会乱办金融现象比中国金融历史上任何时期都突出，将民间投资的兴趣和热情都引向了金融业，致使金融业成为一匹脱缰的野马。表现为各类的新金融、准金融、类金融遍地开花，有牌的、无牌的;线上的、线下的;债权的、股权的;专业的、跨业的……加剧了金融业的复杂性、风险性，加大了金融监管的难度。
其三，导致不少金融机构资金存在体内循环和脱实向虚现象，使金融业资金运行方向更加错位、运行行为更加趋利，严重颠覆了金融业与实体经济固有的利益联系。
表现在金融同业、理财产品、资管业务、票据业务等存在杠杆过高、链条过长、关联过于复杂的现象，造成了整个金融业资产负债表畸形及银行利润虚增，抬高了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其四，诱发部分实体企业无心从事主业，片面追求金融扩张，过分地倚重和扩大金融板块的比重，已出现不少实体企业金融投资行为的虚拟化、投机化和泡沫化。
而且，过度金融化对我国经济带来的危害已显现：一是诱发金融业自身高泡沫风险。如通过高杠杆配资、伞形信托、理财产品等所谓金融创新行为，将过多资金驱赶到股市或楼市。二是诱发了更多金融大案要案，加剧金融混乱程度和民众投资风险。三是放大房地产业、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等领域的虹吸效应，加剧中国产业经济畸形风险。四是降低整个社会资金运行效率，拉长资金链条，加大资金成本，使实体经济陷入融资难、融资贵的恶性循环。
造成过度金融化的主要原因是：整体经济运行环境不佳，迫使大量资金寻找新的投资途径，为过度金融化起到孵化作用;现在金融业及全社会涌现的所谓金融创新，有不少游离于监管的边缘或空白地带，处于监管真空，为过度金融化打开方便之门。
政府产业政策导向存在偏差或失误，使金融资源过度向某个行业或产业领域聚集，加剧过度金融化，诱发产业金融风险;金融监管缺乏前瞻性和可持续性，加之金融分业监管，使过度金融化监管集体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