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家具工匠发展研究初探

中国古代家具的设计和制造主要靠手工劳动来完成，设计者和制作者往往是同一人，设计和制造没有明确且细致的分工，在学习技艺上也完全采用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家具的制作完全凭经验和记忆，基本上没有设计图纸，所用的制作材料也基本上是自然材料，如：天然木材、竹、藤、石料等。中国古代家具工匠在民间往往被统称为“木工”，在我国已是一种古老而传统的行业。木工以木头为材料，伸展绳墨，竹笔划线，然后拿刨子刨平，再用量具测量，制作成各式各样的家具和工艺品。对中国古代家具工匠的研究，在此主要探讨木工的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当时的经济是以手工业和商业为基础，各类工匠中以手工业工匠居多。《考工记》中记载了春秋时期官营手工业的各工种规范和制造工艺，其中将手工业工匠分为：木工、金工、皮革工、设色工、刮磨工、陶工共6个工种，从中可以看出木工为首。《法仪》曰：“百工以矩为方，以规为圆，直以绳，正以悬，平以水。无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为法。”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木工还使用“绳墨”作为画线的规矩准则，并通过使用规矩准绳进行取圆、定平、校直。战国时期，由于铁器的制造和广泛使用，木工的工具有了铁制的斧、锯、钻、凿、铲、锛等。 唐代的木器业作坊的劳动状况在《太平广记》有所记载，其八十四卷中讲述了工匠们做木制车轮的情况：“上都通化门长店，多是车工之所居也，广备其财（同材），募人集车，轮、辕、辐、縠皆有定价，每治片辋，通凿三窍，悬钱百文，虽敏手健力器用利锐者，日止一二而已。有奚乐山者，携持斧凿诣门自售，视操度绳墨颇精……” 明清时期是我国古代家具发展的鼎盛时期，家具制作的工艺主要有剖木、锯材、刨凿、钻孔、雕刻、磨光、漆饰或蜡饰等。然而，当时我国在科学技术方面发展缓慢，从科学形态上看，仍然停留在实用科学的形态上，家具工匠的生产劳作仍以手工工具进行加工，生产效率低，并要求工匠们具有丰富的经验和高超的技能。从清代光绪版的《钦定书经图说》中《垂典百工图》和《有备无患图》中，可以看到当时木工从事劳动时的情形。 家具行业工匠地位的变化 众所周知，工匠的地位低下，一方面是由于匠籍身份低贱，另一方面是因为受传统儒家文化中重道轻器观念的影响，在传统文人士大夫的眼中，包括家具工匠在内的手工业工匠都是属于贱工的地位，而像鲁班那样被尊为行业祖师的极少，绝大多数工匠都是默默无闻。 从明代开始，家具工匠慢慢进入文人士大夫的视野。生活闲适无忧的文人阶层开始真正参与到家具设计的实践中，对家具的赏玩、收藏和参与设计在文人阶层中也蔚然成风，这为古老的家具行业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和旺盛的生命力。至此，文人和良匠在精神上有了互通，许多著名的工匠均极具修养，在审美和品味上具有相当的水准，同时备有文人气质，所制的家具工艺精湛、品地清雅，与当时文人的审美情趣暗合，也极易在文化层面引起共鸣，因而备受推崇。文人对良匠的认同以及对家具行业的参与，本质上也是一种对清玩文化的肯定。在晚明时期，这种文人和工匠间的互动达到高峰，许多传世经典也随之产生。“但其良工苦心，亦技艺之能事。至其厚薄深浅，浓淡疏密，适与后世赏鉴家之心力、目力针芥相投，是岂工匠之所能办乎”。一些技艺精湛的家具工匠甚至上升为艺术创作的艺术家，甚至在某些方面可以和士大夫公卿平等对话，这种文化的延伸和统一，使得家具工匠的地位得以提升。 梓人之道 《梓人传》中有云：“梓人之道类于相”。在中国历史上，文人为帝王将相作传是常有的事，而为工匠百姓作传则十分罕见。唐代著名文学家柳宗元就曾为木匠（梓人）杨潜作传，谓之《梓人传》，对“木工”最著名的论述自古当属《梓人传》。传记中的梓人并非普通的木匠，而是一位设计师，柳宗元的目的是阐述“梓人之道类于相”的道理。他将梓人比作丞相，认为他们间有着内在的、共通的关系。“知其术之工大矣”，梓人“舍其手艺，专其心智，知体要”而能把握建造的全局，其“劳心”之功“足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即梓人是要放弃一般的手艺，将自己的智慧达到能把握建造全局和要领的程度，对工程的整体设计和把握能为宰相治理国家所效法，并提出了“相”要治理好一个国家，须从梓人之道中汲取教益。 事实上，家具的制作完成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工艺，整个家具的设计制作过程必须遵循“夫绳墨诚陈，规矩诚设，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狭者不可张而广也。”要遵守规矩绳墨，设计要遵循一定的原则方法，要全面构思、统筹规划、系统布局、缜密计算，以及协调各种关系。因此，一件经典的家具作品应该集造型、色彩、材料、舒适度、审美等为一体，是一件协调平衡的艺术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