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改革，减政、放权、让利，应该是基本的方向。现在中央政府在开始放权，但是幅度还不够。放权以后，政府事情就没那么多了，那么减少机构和人员，应该是政府的基本选择。机构和人员减少了，加上政府投资规模或者其增速下降了，那么小政府应该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不管政府愿意不愿意，这会带来一个大的转变，税收占GDP比例的下降——当然，政府主动减少机构和人员，政府主动降低税收占GDP的比例，或者政府主动大规模减税，这将是未来中国最好的选择；可如果政府还在与民争利，不主动减税，或者政府主观上并不愿意降低税收占GDP的比例，但由于政府主动减少机构和人员，导致税收占GDP比例的客观下降，那将也是一个有益的选择。在目前，我们看到了个较好的现象，政府税收增速下降幅度比较大。这是多种因素造成的，既有宏观经济的因素，宏观经济增速下滑，导致税收增速下降；也有其他因素，如营改增、减税、降低关税等等。但从总体上来看，中国税收增速仍然高于宏观经济增速，这两个速度的比较，表明中国政府的税收政策还没有从根本上转型，还是把钱从各个企业手中收过来，用于政府开支，用于养人头，用于投资，用于撒胡椒面儿，而不是主动向小政府转型，向消费社会转型，并因此而降低税收占GDP的比例。中国税收高速增长已经维持许多年了，现在税收增速下降，是一个好现象，但是现在说政府主动向消费社会转型，主动向小政府转型，还为时太早。可无论如何，中国政府未来向小政府转型，是必然的选择，不管是主动还是被迫，我们相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向小政府转型，降低税收占GDP的比例，或政府主动大规模减税，与现在的做法有些差别。现在，很多地方政府总是感觉钱不够用，到处发债搞建设，到处弄钱，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土地市场一不好，政府甚至连工资都不能发全，中央政府在想解决房地产问题时，想要让地方政府摆脱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时，还得为地方政府开辟税源，许多人以此推断说，中国政府不可能降低税收占GDP的比例，但是我说的是，眼前确实是如此。但是，如果我们把中国政府的变化放到一个足够长的时间周期来看的话，比如10年或20年，我相信未来10年到20年，中国的改革，必然导致政府财政收入占GDP比例的下降，甚至这个下降的幅度将不会小。至于原因，还是在于政府投资占总投资比例的下降，导致不需要政府手中握有那么多的资源，导致财政收入用于投资的比例大幅度下降，并由此而倒逼政府税收占GDP比例的下降。政府税收占GDP比例的下降，必然导致企业留存增长，同时也会导致工人工资的增长。这两项的变化，会带来一个好现象，后者会带来中国步入消费社会的速度加快，前者会导致企业利润的提升，ROE的提升，而这对股市恰恰是十分有利的。如果我们回头看美国二战后的牛市，除了科技创新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因素外，我相信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政府财政收入占GDP比例下降导致企业留存的提升。尽管我手中没有这个数据，但是我相信这个推导是不会错的。而企业利润的提升，ROE的提升，还有股市的激活，恰恰有助于中国向消费社会的转型。中国如果能够步入中长期牛市，步入一种慢牛之中，那么中国的消费也一样会起来，这恰恰有助于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这样就有助于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正循环，通过减税或降低税收占GDP的比例促进企业利润增长和工人工资收入提高，并因此促进中国早日进入消费社会；通过企业利润增长推动股市进入慢牛，并通过社会财富的增长促进消费，推动中国早日进入消费社会，推动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推动中国经济健康发展。而降低税收占GDP比例的做法，恰恰是让利于民，藏富于民，是中国社会历朝历代每一个盛世的通行做法。现在有些专家学者，特别是政府部门供职的专家学者，往往拿西方说事儿，说西方的税收占GDP比例比中国高，这个是不能说明问题的。因为西方政府只有税收，西方人民有那么好的社会福利。而中国政府手中不仅仅是税收，还有那么多的收费、罚款，有土地收益，有国企利润留存，甚至政府、军队还有房地产出租收益等等等等，而中国老百姓的福利，与西方国家那真的是天壤之别。何况中国农村还有数亿农民不需要政府给他们养老呢？因此，在我看来，今后10到20年，中国税收占GDP的比例必定下降，而且我判断，这一比例只要不下降的话，中国社会向消费社会转型的进程就会大受影响，甚至可以说不会那么顺利。这是一个大势，这个大势，不因为人的意志而转移。中国社会要想有光明的未来，走这条路，那将是必然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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