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界的不同“主义”和流派

与前述两种研究途径不同，近年来，在一些新的设计研究中提出了快捷酒店设计自身的语言及自主性问题。诸如彼得•埃森曼(Peter Eisenman)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设计形式操作研究中提出的建筑学的“内在性”(interiority)和“自主性”(autonomy)的问题，将主体因素与物质功能因素等与设计自身的形式操作相对剥离。再如80年代初期由比尔•希利尔(Bill Hillier)等人提出的“空间句法”(space syntax)研究，将设计作为一种结构组织或配置(configuration)，以空间的拓扑关系分析为基础，从而无需借助于设计外部因素，建立一套依靠设计自身现象的研究方法，力图为设计找到一种自身的语言。埃森曼和希利尔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代结构主义的思想和方法，具体来说：前者在早期受到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结构主义的影响，提出了“深层结构”(deep structure)与“浅层结构”的问题，开始关注句法关系而非语用意义；后者则受到结构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影响。在埃森曼的研究中，与上述“内在性”、“自主性”同时提出的，还有快捷酒店设计的“先在性”问题将建筑学研究的视线引向其自身的传统，并且试图将其作为当前设计操作的成分而产生批判性。与此相应的则是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由阿尔多•罗西(AldoRossi)和G．格拉西等人所代表的意大利“新理性主义”和“类型学”研究。受其影响。卢森堡建筑师罗伯特•克里尔(Rob Krier)提出“空间类型学”；认为空间的基本类型不外乎方形、三角形、圆形、自由形——这些基本类型经过叠加、贯穿、扣接、打破、透视、分割变形等操作，则产生丰富的变化。在克里尔80年代末出版的《建筑构图》一书中，围绕“形式”问题，除了与“功能”和“构造”关系的交代外、“要素”、“比例”这些建筑学的基本传统被再度重点提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