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文学革命发生的历史背景

这场文学革命，是由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首先发起的。1917年1月，《新青年》发表胡 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出改良文学的“八事”，即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烂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语俗字。还提出“言文合一”，白话文学应为“中国文学之正宗”的主张。接着，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提出以反对封建文学为目标的文学革命三大主义：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这两篇文章成了文学革命的纲领和宣言。文学革命主张立即得到一些同道和青年的响应。钱玄同表示“绝对赞同”，并把那些专事拟古而风行一时的骈文和散文斥为“选学妖孽”和“桐城谬种”；他还以语言文字演化的历史事实为文学革命提供了证据。刘半农发表《我之文学改良观》、《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等文，对于破坏古文的迷信、建立美的白话散文，破坏诗歌旧韵、重造新韵等问题，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历史意义：五四文学革命是文学思想的变革，但又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因而也是意识形态变革的一部分。这就是说，五四文学革命与意识形态变革密不可分，而且着重于意识形态的转换。文学革命是为了救国兴民，这种强烈的政治功利主义成为五四文学革命的深层思想动力。这样，文学思想的变革就必然主要在意识形态层面上进行，而难以深入到学术层面。尽管胡适等《新青年》同人约定二十年不谈政治，专注于输入学理与文化建设，但政治这个“集体无意识”仍然左右着他们。五四文学革命学术讨论远远少于意识形态的争论，陈独秀的“三大主义”着眼点还是意识形态。这个着眼点一方面使文学思想的论争充满火药味，同时也使学术建设被忽视。五四文学革命批判多于建设，或者以输入外来文学思想代替学术建设，结果没有形成中国自己的较为系统的文学理论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