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先机、决未来？

中国的企业平均寿命1.5年，为什么如此的短暂呢？是企业的战略偏差，还是管理失策；其实无论什么原因，都离不开平衡，世界万物都生活在不同空间内，世界讲究的就是和谐，所谓和谐就是平衡，阴阳平衡，只有这样，世界的发展才能稳定。世界如此，国家也同样如此，企业更是如此，企业需要稳步发展，急功近利的话必定会来的快，去的也快…… 互联网和大数据分析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销售、营销以及金融服务的提供方式，给每个行业都带来机遇与挑战。展望未来，营运、合作和竞争各方面都将无边界。面对瞬息万变的市场，企业家必须鼓起勇气迈进新时代，凭借勇气和洞察力，在混沌的前景中找到路径。企业若想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就需要企业家高瞻远瞩，谋势而动，乘势而上，早着先机。当然，也只有极具洞察力和决策力的领导者才能在变化中看到无穷的可能性，他们的高瞻远瞩和极具创意能为经营业务所在的社会带来转变。 通俗地讲，洞察力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用弗洛伊德的话来讲，洞察力就是变无意识为有意识。最简单的是第一层：察言、观色。第二层：分析、判断；第三层：总结、预测。在我看来，洞察力就是“开心眼”，而领导者总会面对一个自相矛盾的困境：他们无法预知未来，但了解它又是成功的必要条件。正如管理大师德鲁克所说：“我们这个时代每一项紧迫的全球社会事件都是一个商业机遇。”敏锐的洞察力是包含了多种人生哲学的大智慧！ 管理可以改变企业，但真正要改变企业，应该靠领导者。企业领导者的行为，尤其是关键时刻的行为（包含洞察和决策），是对企业成败影响最大的因素。“大海航行靠舵手”。船走得快不快，是众人用不用力划桨的问题；而船是否能够顺利避开暗礁险滩到达目的地，就是舵手不可推卸的责任了。一艘大船和船上所有人身家性命的安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舵手的相机判断和临危处置的能力。 为了在商业上取得成功，我们必须养成“用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的习惯，它与在学校里由老师提出问题并且教给学生现成答案的学习方法完全不同。而且，做到这一点也并不需要具备什么特殊的才能。任何一个人在工作的时候，都会自然而然地在头脑里思考“应该怎么做好呢”这个问题。这时，只要不让自己产生“到时候再说”或者“找别人求教一下”这种懒惰的态度，而是积极地去尝试自己寻找办法，就可以了。当你养成了这种习惯之后，才有可能取得长足的进步。 国内不少企业的领导者在企业管理技巧方面都是非常成熟的，与世界先进企业大致同步，他们需要做的就是价值领导力培养——培养一个人的价值需要时间，就像培养一个香菇只要30天，培养一棵大树却需要30年，所以要衡量：是做大树还是香菇。同样，洞察力的培养和提升不是一朝一夕的，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1999年，台湾发生了“9·21”大地震，总经理潘昌抓住了这一社会关注的焦点，深入地发掘社会自然灾害中所蕴藏的商机，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市场决策。9月23日，潘昌在全台湾死伤人数尚未确定之际宣布：安泰人寿将不限名额，认领所有地震孤儿直至20岁成年，每月发给一万元津贴，继续升学的儿童一直抚养到大学毕业。 在灾情一片混沌的慌乱时刻，连政府都不敢作出“认领孤儿”的长期承诺，这家外商企业却一肩扛下——这是怎样的魄力和情意！自此之后，在台湾人的心中，安泰不再只是，潘昌也不再只是一位香港企业家，而是像自己亲人一样的企业和企业家。凭着领导者敏锐的洞察力和高明的决策力，台湾安泰在危机中成功了。 历史上的政治领袖、科学家、思想家、哲学家，都从静思中得到灵感、启发，获得罕见的洞察力。毛泽东每每遇到重大问题时，喜欢灯下独处静思；据说邓小平就是在江西下放时，感悟到改革开放的治国方针；列宁也在流放期间，归纳总结出前苏联成立社会主义国家的实现纲领；爱因斯坦喜欢躺在小船里，在湖中静思“相对论”。 很多伟大的宗教领袖，每年都花费很多时间独处静思。如耶酥、释加牟尼、穆罕默德等。企业家每天必须抽出一定时间，进行反思、检讨。一周至少拿出一整天的时间独处静思，对自己和企业的行为进行分析、总结。同时每年两次来到远离世俗干扰的乡村、海边、深山，独处静思，对人生与企业进行一次系统、完整的大盘点，使个人与企业在观念上有一个质的飞跃。企业家这个“企”字上面是个“人”，而你就是那个人上之人。一个企业，想要升到多高的高度，关键取决于企业家的决策高度。 管理学上有一句名言：100个行动也无法挽救1个错误的决策。诺贝尔奖获得者罗伯特西蒙教授说：“管理就是决策”。拿破仑说：“做决定的能力最难获得，因此也最宝贵。”企业发展中的问题就象一棵树，树杈长在树干上，树枝长在树杈上，树叶长在树枝上。树干问题是树的基本性问题，树干长歪了树杈、树枝、树叶都跟着歪，树干长正了树杈、树枝、树叶都跟着正。对企业发展中的树杈、树枝、树叶性问题决策错一点不会出现大问题，对企业发展中的树干性问题决策错了就会蒙受重大损失。 20世纪初总裁费尔做了四项重大决策，创造了一个当时世界上最具规模、成长得最大的民营企业。第一项大决策：必须预测并满足社会大众的服务需求，进而提出了“为社的根本目标”的口号；同时，费尔认为：为了避免被政府收购，惟一的方法就是所谓的“公众管制”。费尔不仅决定把实现的目标，而且把这一目标交总经理，让公司一方面确保公众利益，顺利经营。 第三项决策是建立了贝尔研究所。费尔认为：一个垄断性的企业虽然没有竞争对手，应该把将来作为对手。电信事业以技术最为重要，研究是“旧世界的破坏者”和“今天的否定者”；费尔的第四项重大决策是开创一个大众资本市场，避免因为民营企业由于资金的问题而陷入困境。费尔的四项重大决策都是有针对性的，和他当时所面临的问题。这些大决策的思想，充分体现了什么是真正的、有效的决策。